《袁振英傳》介紹袁振英生平事跡。（大公報）

誰是最早的中國共產黨員？答案是明確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時全國的五十三名共產黨員，誰居其中之一，誰就是中國最早的共產黨員。

那么，誰是香港最早的中國共產黨員？在最早的五十三名中國共產黨黨員中，有香港人嗎？如果有，他就是香港最早的共產黨員！

香港，作為近代中國遭受外國侵略最早、受壓迫最酷、近代工業及其產業工人出現較早、規模較大且西方新思想傳播較快的一個地方，從理論上確實會出現得風氣之先的先進人士，從大家對于香港為民主主義革命所作出突出貢獻的認知來看，有港人出現在最早一批共產黨員的行列也應該不足為奇。

在中國最早的五十三名共產黨員里面，確實有一位從香港走出去的先進青年，他就是袁振英。袁振英在一九二○年七月至一九二一年七月整整一年的時間里，協助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陳獨秀先后參與創建了上海、廣州的共產黨小組以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作出了重要貢獻。也因此，在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纂二○一一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在敘述中國共產黨的建黨過程時，兩次提到袁振英的名字，充分肯定了他對創建中國共產黨所起到的歷史作用。中國共產黨不會忘記袁振英對中國革命、對中國人民所作出的歷史貢獻。

然而，很多人都對袁振英這個名字比較陌生，不了解其貢獻，也不知其大致履歷，讓我們走進這位香港最早的中國共產黨員吧!

袁振英，別名仲勛，筆名震瀛、震寰等，一八九四年七月十四日生于廣東省東莞縣溫塘鄉(現東莞市東城街道溫塘社區)。

袁振英受家庭薰陶，自小就形成了強烈的民族情感。其父袁居敦是一名塾師，經常以其先祖袁崇煥的民族氣節和愛國主義精神教育子弟。正如袁振英所說：“我們常常想起祖宗袁崇煥督師，忠義便由然而生了。”

一九○五至一九一五年，袁振英在香港求學，形成了其民主革命及無政府主義思想。一九○五年，其父袁居敦攜妻兒到香港謀生。袁振英即先后在香港英皇書院、皇仁書院讀書，接受西式教育，學習刻苦，成績優異。袁振英在香港皇仁書院讀高中期間，結交東莞籍學長李文甫、林直勉等，受到他們的反清革命思想影響。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廣州黃花崗起義爆發，其中李文甫中彈被俘，慷慨就義。袁振英為自己年少未能直接參加這次起義而深感惋惜。一九一二年底，袁振英在香港皇仁書院與同學杜彬慶、鐘達民等人組織了一個無政府主義團體“大同社”。大同社主張無家庭、無國家，提倡世界大同，與廣州劉師復成立的心社遙相呼應。從此，無政府主義成為影響袁振英一生的政治思想。

一九一五年，袁振英從香港皇仁書院畢業，考入中國著名學府北京大學，在北京大學英文門(慣稱西洋文學系)學習。一九一七年底，袁振英又考入北大文科國文門的研究生。

在北大讀書期間，陳獨秀、蔡元培、辜鴻銘、胡適等是其尊敬效法的老師。受陳獨秀影響，參與《新青年》雜志的投稿及開始關注蘇維埃社會主義思想。一九一八年畢業后，袁振英先后在廣州、菲律賓、香港等地從事教書和媒體工作，在菲律賓組建華僑工黨，還發動省港媒體記者組成“廣東游東(日本)記者團”，到日本、朝鮮、臺灣等地宣傳反對日本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草案。

一九二○年七月，袁振英結束廣東游東記者團工作來到上海，適逢陳獨秀脫離北京大學在上海籌組共產黨小組，袁即接受陳的邀請幫助編輯《新青年》雜志和籌組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年八月，正是在上海的《新青年》雜志編輯部，成立了當時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小組──名為“中國共產黨”，陳獨秀任書記。在中共一大召開前，先后有十七人加入共產黨小組，他們是陳獨秀、俞秀松、李漢俊、陳公培、陳望道、沈玄廬、楊明齋、施存統、李達、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啟漢、袁振英、李中、沈澤民、周佛海。同月，上海共產黨小組領導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俞秀松任書記。這是中國的第一個青年團組織，袁振英是創始人之一。當時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發起者有八人，他們是俞秀松、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葉天底、袁振英、金家鳳。團務由施存統、葉天底、袁振英、金家鳳主持，團址設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新漁陽里六號。

除參與創辦上海共產黨小組，袁振英接受組織派遣，擔任《新青年》“俄羅斯研究”專欄主編及《共產黨》月刊編輯，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并作出突出貢獻。身為這個專欄的主編，袁振英的翻譯與編輯工作非常繁重。據統計，“‘俄羅斯研究’專欄共刊出介紹蘇俄的譯、著三十八篇，其中譯文三十五篇，震瀛署名翻譯的就占了二十四篇。第八卷第四號(一九二○年十二月一日)的十三篇文章全是袁振英一人翻譯。”這個“震瀛”，正是袁振英的筆名。

袁振英還發揮其英文好的優勢，積極參與培養黨的優秀青年干部。一九二○年九月，在上海共產黨小組領導下，社會主義青年團創辦外國語學社。這是一所培養共產黨干部的學校，招收上海、湖南、浙江、安徽等地的青年，學習外語和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同時參加一些革命活動。外國語學社教員有楊明齋、李達、李漢俊、袁振英、沈雁冰等，袁振英擔任英文教學工作。社會主義青年團發展的第一批團員就是外國語學社的學生，有羅亦農、劉少奇、任弼時、肖勁光、柯慶施等二三十人，隨后他們被送到蘇俄留學，絕大部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干部。

一九二○年底，陳獨秀接受陳炯明的邀請，到廣東就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袁振英亦隨陳一同赴粵。一九二一年一月，袁振英就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現廣雅中學)校長，積極支持陳獨秀教育改革工作。作為“陳獨秀的高足”，在陳獨秀將《新青年》雜志社從上海遷到廣州后，袁振英仍任“俄羅斯研究”專欄主編。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新青年》第八卷第六號在廣州出版發行，這一期“俄羅斯研究”專欄發表了四篇譯文，其中的《俄羅斯》、《列寧與俄國進步》兩篇就是袁振英的譯文。

袁振英在從事教育并協助陳獨秀編輯《新青年》雜志的同時，還積極與廣東原來的無政府主義分子作斗爭，肅清他們的影響，建立真正的共產黨組織。一九二一年春，在陳獨秀的主持下，符合蘇維埃原則的廣州共產黨小組正式成立，成員有九人，他們是陳獨秀、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袁振英、李季、沈玄廬、米諾爾、別斯林，陳獨秀任書記。這是中國共產黨最早建立的六個地方組織之一。這樣，袁振英也成為跨上海、廣州兩地的早期共產黨組織的成員。

為了專事于教育及研究工作，一九二一年八月，袁振英辭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校長職務，赴法國里昂中法大學留學攻讀博士學位。因此，就脫離了黨組織。一九二四年畢業受孫中山邀請返粵，就任廣東大學(現中山大學)教授。此后主要從事教育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得到周恩來、葉劍英等舊友的關懷，擔任廣東省文史館館員，直到一九七九年病逝，享年八十五歲。